列宁这种做派的确使他后来占尽便宜。但他并不是神仙。直到二月革命前一个多月他还在瑞士流亡地悲叹自己这个“老人”(当时他只有46岁)是看不到革命了。如果没有二月革命后的那种形势，列宁再会玩政治也是不管用的。
而革命何以会发生?对此，杨震先生集中抨击我关于“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之说。然而有趣的是：至少在事实判断方面，杨先生的长篇大论与其说是在驳斥我，不如说是在证明我的结论。不是吗?杨文通篇说的就是斯托雷平改革如何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而正是不满改革的势力发动了革命。这不就是我的论点之一吗?这样的论说能构成对我的挑战?杨先生与我的对立无非是在价值立场上：他认为斯托雷平很伟大(但不知为何很孤立)，反对他的人(不知为何如此之多)很邪恶，这种反对是无理取闹。而我并未否定斯托雷平的个人品格(这可以看我们的书)，但认为他代表的权贵利益取向和专制体制导致了改革的不公正，我也并未对“反改革的革命”幸灾乐祸、拍手叫好(在批判民粹主义方面不客气地讲，我绝对是他的前辈，否则也不会成为吕新雨先生的靶子)，但认为这种革命事出有因，合乎逻辑，要免于重蹈覆辙就得注意公正和民主。我们这种立场招来了杨先生的批判，但光是价值批判不太廉价了吗?
要驳斥“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在逻辑上杨先生应该证明三点：第一，这改革是公正的，并非不公正。第二，这革命不是反改革的，而是嫌改革得不够或者太晚，总之是与改革同方向的。第三，这改革与革命无关，无论改革“公正”与否、革命“反改革”与否，两者并没有因果关系。杨先生如果同时证明了这三点，或者至少证明了其中之一，那算他有本事，我们服输。
可是他证明了什么?在上述第二、第三两点上，杨先生其实是在证明我们的论点，而且似乎比我们还极端。我们说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还只是就社会与心理基础而言，“不公正的改革”造成的社会不满使“反改革的革命”成为“大概率事件”，但我们从未说斯托雷平改革绝无成功可能，一定引起革命，相反我们提到过如果沙俄不参与发动战争而又打了败仗，“普鲁士道路”未必一定堕入深渊(尽管沙俄走向战争的动因之一正是斯托雷平煽动民族主义来弥补因改革不公正而凸显的统治道义危机)。但是杨震却极力渲染斯托雷平因改革而变得四面楚歌、“非常脆弱”、“不堪一击”，反而把“大概率事件”几乎说成必然的了。最搞笑的是杨先生说我“误读”了历史，并煞有介事地“反驳”说：不是改革引起了革命，而“正是(因为)改革的失败才没有挽回颓势”。这也算是一种反驳?“失败”和“没有挽回颓势”不就是一回事吗?这能构成因果关系?改革不招致强烈反对它能“失败”和陷入不可挽回的“颓势”吗?而革命不就是这种反改革的“大潮”掀起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