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言论，清党派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是民主宪政社会的重要保障之一，同时，言论自由也被称为宪法的“第一权利”。作为言论自由的重要内容，新闻出版自由同样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构成。
晚清的仁人志士，往往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作为维新改革的突破口。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称，“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须亟为倡办。”颁布诏令，“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由此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舆论春天。此后，几经周折，清廷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法律，对新闻出版作出极为严格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扼杀新闻出版自由的举动，使得被给予厚望的清末“新政”沦为一种虚与委蛇的政治表演秀。
但是，袁世凯执政期间把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扼杀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后，马上积极筹划制定了一批控制新闻出版的法律，如《报纸条例》、《出版法》，并在《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检查扣留煽动邮件章程》等间接法令中，掺杂着不少苛刻地限制新闻出版事业的规定。
据统计，袁世凯执政期间，全国报刊由五百多家下降至一百多家，其中相当多一部分是因为各种“违禁”被查封直至休刊。更有不少新闻人遭到当局逮捕入狱。
在压制新闻自由的同时，袁世凯极力清除镇压革命党人。“二次革命”之后，他就以“叛乱”罪名宣布国民党为非法，解散了这个国会第一大党。进而借故人数不足，下令解散国会。之后，通缉捉拿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迫使后者不得不再一次流亡海外。都云满清暴虐专制，也不过如此尔尔吧?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晚清以降“民主共和”革命的洗礼，绝大部分中国民众都识破了袁世凯假立宪、真独裁的本质，因此举全国之力而反对之。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反而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媒体精英蒙蔽其中而不自知，未免遗憾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