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荣泽案折射出的社会背景，说明了在1911至1913年革命派与北洋集团的博弈与对抗中，还有许多中间社会阶层，比如姚荣泽案中浮出水面的旧士绅阶级，他们在广大的基层社会拥有巨大的能量。
革命派作为社会变革的推进力量，与旧士绅阶级有着天然的矛盾。之前也提到过，因为社会变革需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而在革命者的蓝图中，要被分配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掌握在像旧士绅阶级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手中。
姚荣泽案是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派与旧士绅阶级的一次对抗，最后半路杀出个袁世凯批准了特赦令，打压了革命派，拉拢了旧士绅阶级，一举两得。伍廷芳维护了程序正义，但是革命派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完全落败。
游离在革命派与北洋集团之间的中间势力并不只有旧士绅阶级，还有清政府遗留下来的许多旧军人和旧官僚集团也是在两者之间徘徊不定。比如黎元洪，他是被革命党人从床下拖出来推上军政府都督宝座的，他与革命派之间也是貌合神离，与武昌的革命军多有矛盾，这些矛盾逐渐积累、爆发，并为袁世凯所利用，引发了南北政府议和以来第一起政治大案——张振武被杀案，成为袁世凯打击革命派力量的又一典型案例。
革命党人的内讧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元勋之一，把黎元洪从床下拖出并迫其就范的革命志士中就有张振武的身影。
张振武少年时期就学于湖北省师范学校，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肄业后在武昌省城黄鹤楼道小学当教师。他很善于教学，常在讲课时启发学生革命思想，唤起学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观念。
不久他参加了共进会，帮助料理会中的财务事宜。为了革命需要，他不顾家人反对，卖掉了湖北罗田、竹山老家的田产。一些革命同志向他求援，他都尽力给予帮助。
武昌起义之后，军政工作需要迅速开展，于是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组织政府。由于原拟定的文件毁于战火，导致无军政首长可遵，无成规可循，会议诸将大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这时张振武较有识见，倡设军务部，总揽军队编制、人事配备、饷项支出、机关存废等事。
在当时，黎元洪虽然贵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首义“三武”。有这“三武”的存在，被推上“都督”宝座的黎元洪自然百般受限制。
以“三武”为代表的共进会和文学社是推动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起义之前双方通力合作，但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各地局势稳定后，内部渐生龌龊。孙武原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只因起义前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而烧伤了面部，结果没来得及参加起义。但其为人极为狂傲，权力欲望极强，武昌起义后他担任军务部部长，非但排挤文学社的蒋翊武这批人，就连共进会的张振武等人也是形同水火。这一点被黎元洪用心利用，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