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家骙读大学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任中国驻蒙大使,另一个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的翻译。李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