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对广大川陕地区的妇女来说，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中共川陕省委为使妇女迅速摆脱旧势力、旧礼教的束缚，制定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平等”;规定了妇女在集会、结社与获得土地等方面的权利;并明确昭示，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反对一夫多妻，反对童养媳和蓄婢制度。各级宣传部门还利用报刊、歌曲、戏剧等形式，揭露旧社会对妇女的迫害。比如《妇女歌》里这样写道：“数千年来压迫深，犹如落进陷人坑。男人女人不平等，政治经济没有份。婚姻不能自作主，一切听从父母命。嫁鸡就得随鸡走，嫁狗随狗伴终身。”其他还有《童养媳歌》、《婚姻歌》、《放足歌》等等，这些歌谣对推动妇女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
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先后在通江、巴中召开了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川陕苏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还普遍建立了妇女工作机构。为培养妇女干部，省苏维埃还办起了妇女学校，先后培训了数百名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根据地妇女解放的中坚力量。
据成都军区党史办编写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记载：到1934年，在川陕苏区各级政权机关中，妇女干部约为干部总数的1/4。除张琴秋以外，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张延福、聂焕林，省委妇女部部长姚明善、肖成英，少共省委妇女部部长吴朝祥，省妇女学校校长吴桂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委曾广澜，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达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雷明珍，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王定国，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长李开芬等，均是川陕边妇女中的杰出代表。
川陕苏区轰轰烈烈而又扎实的妇女解放运动，使组建一支正规的红色妇女武装成为必然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革命战争的胜利、人们思想的解放，广大农村妇女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大批男子参军参战后，她们一面参加生产突击队、代耕队，“加紧耕耘，不荒苏区一寸土地”，一面参加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和慰问队，以支援前线。1933年冬，苍溪妇女响应政府号召，短期内为红军赶制棉衣2000余套。1934年下半年，川陕苏区妇女为支援红军冲破敌人进行的“川陕会剿”，仅9月至11月就赶做布鞋、草鞋和袜子30多万双。万源保卫战期间，大面山、玄祖殿两大战场急需的弹药、粮食、盐等物资，都是红江、赤江、镇巴的妇女日夜兼程送往前线的。
当年协助过巴中、通江、长池、仪陇四县地方工作的傅崇碧将军曾回忆说：“川陕边妇女为战争作出的贡献，使我终身难忘：一是为保卫胜利成果，妇女们除了自身毅然拿起武器投入武装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外，并再一次掀起母劝子、妻劝夫、姐妹劝兄弟参军的热潮，那时到处可以听到《送郎当红军》、《送子当红军》、《送郎上前线》的歌声。正是妇女们的热情鼓动和细心劝说，使得成千上万的男青壮年离开家门，加入了子弟兵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