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朝中方面共直接遣返了“联合国军”方面被俘人员12773人(其中南朝鲜军被俘人员7860人，“联合国军”被俘人员4913人)。在4300名美军战俘中，有23人决定到中国去，另外还有1名英国人、几名比利时人以及350名南朝鲜人也选择到共产主义国家去。这些想去中国的战俘并没有马上被送到中国，而是给了他们90天的“冷却期”进行最后的思考，在此期间，美国派出了牧师和神甫来做说服美军战俘的工作。牧师和神甫们磨破了嘴皮，甚至播放他们父母的录音劝他们回国。其间，美军战俘爱德华·狄更生和克劳德·贝奇乐改变了主意，决定回美国。然而等待爱德华和克劳德的并不是两边鲜花的夹道欢迎，而是冷酷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爱德华被判刑10年，他的罪名是“私通敌人”以及作为战俘行为不当;而克劳德则因“私通敌人”罪被判终身监禁，后来刑期减到20年。虽然他们服刑3年后都被释放了，但这两位美军战俘的命运让其他人更加坚定了去中国的决心，他们向中国红十字会申请，最终获得批准留在了中国。
温纳瑞斯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在板门店，美国当局为了说服我，就以各种优惠条件拉拢我。一个美国军官送给我好多书籍和大量的礼物，说回到美国后可以给我安排年薪70万美元的工作，并帮我找一个美丽的姑娘做妻子。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顶住了这些‘糖衣炮弹’，我下决心到中国去，同中国人民一道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今天，我仍认为我当时的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21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宣布拒绝回国，选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当时震惊了西方世界。西方国家舆论认定这是共产党对这些战俘进行“洗脑”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宣称，这些战俘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毫无疑问的是，这22名战俘的选择是中国军队俘虏政策的胜利。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胜利在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由于有许多美国人指责他们这些战俘叛国，还有些美国人认为在被关押期间，中国军队对他们进行了“洗脑”。温纳瑞斯曾就此说：“我在朝鲜两年零10个月，有两年零8个月的时间是同志愿军生活在一起的。我在美国时过着不能温饱的生活，但在志愿军的战俘营里，我却生活得很好，受到人道的待遇，几乎每顿饭都可以吃到肉类和蔬菜。我和同伴们能和志愿军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变为朋友，首先是因为我们从内心里佩服志愿军，感到志愿军确把我们当作朋友对待，是志愿军用实际行动感化了我们。我们就想，中国政府对待我们这些敌对国家的战俘都能这么好，对待本国人民就会更加好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是多么幸福啊!因此我不愿遣返，想去这个国家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进入志愿军战俘营，是我一生中的新起点。我选择中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寻求真理。”
温纳瑞斯被保送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文革时期，周总理亲自出面保护他
1954年2月，温纳瑞斯和另外20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一同来到中国，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他们“国际和平战士”称号。他们随后被送到山西太原集中学习，学习中国历史、社会情况、经济建设、生活习俗，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年之后，他们又回到北京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给了他们上大学、去工厂、下农场或闲住的4种选择。温纳瑞斯选择了到工厂工作，他被安排在了山东济南造纸西厂当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