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人员发扬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严格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待战俘如兄弟一般，感化了无数敌军战俘，在世界面前展现了中国人民讲和平、讲人道的博大胸怀。
一提起战俘营，人们往往会想到恶劣的生活条件，阴森寒冷的牢房，战俘们在看守的皮鞭和刺刀监督下从事着沉重的劳役，稍有不顺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打骂刑罚甚至于被杀害。
虐杀战俘，可以说是人类自有战争以来的伴生物，一直被视为战胜者理应享有的特权，是向交战对手报复泄愤的一种本能行为和消灭后患的特殊手段，也是各国人民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有大量身为战俘的官兵惨死在虐待、苦役、酷刑、大批活埋和集体枪杀的暴力之下。比如臭名昭着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扎达鲍斯捷尔集中营、圣费南多俘虏营和奉天俘虏收容所，都是战俘的屠宰场。就连前苏共中央政治局也曾集体作出决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造过血腥屠杀21800多名被俘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惨案”的血案。
然而回忆起在战俘营的那些日子，温纳瑞斯则说，他的战俘生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耻辱、打骂和体罚;相反，而是充满了快乐和友爱：志愿军不让战俘干活，也不搜他们的口袋。至于金表等贵重物品，则由管理人员统一登记、管理，等遣返时还给他们。对那些犯了错误的战俘，管理人员也从不打骂，而是采用教育沟通的方法，最多关关禁闭，但决不超过一周。俘虏营没有铁丝网，更没有当时美国一些媒体说的“密布的电网”。昔日战场上的敌人变成了朋友，因此温纳瑞斯认为，他的被俘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他人生中的“解放”，是在战俘营中的两年半时光，使他逐渐获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志愿军战俘营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冒着美军飞机不断轰炸袭扰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尽管供应补给紧张，前方战士一把炒米一把雪，但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战俘们的生活仍然不断得到改善。生活步入正轨后，志愿军俘管当局定出了俘虏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俘虏的这个伙食标准相当于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的中、小灶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特地从中国运去面包烤箱。信奉伊斯兰教的俘虏，还在生活上另有特别的照顾。
长期的战地生活和因为想家带来的思想压力，使不少战俘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这一情况经过层层上报，最后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加强战俘的营养，采取急救措施。于是，一批高水平的医生从中国各地来到碧洞，在这里建起了专门的战俘总医院。
谈起俘虏营的那段生活，温纳瑞斯说：“我在战俘营度过了两年零8个月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深深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言论所感动。记得到了战俘营后，由于美军实施空中‘绞杀战’封锁志愿军交通运输线，企图阻止中朝军队的反击，这给前线部队和对战俘的物资供应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志愿军战士每天都在吃玉米、高粱、咸菜。我们这些吃惯了牛肉、面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国战俘，开始都担心会受罪。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俘虏营我们生活得非常好。志愿军组织车辆冒着美国飞机的轰炸，从国内运来大米、面粉、肉类为我们改善生活。志愿军还组织我们开展文体活动，为我们建立了俱乐部、图书阅览室，买来萨克斯管、吉他、钢琴等乐器以及国际象棋、篮球和橄榄球等体育用品。每半月都有机动放映组为我们放演中国或朝鲜拍摄的电影。几乎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组织长达两小时的晚会，演出我们自己排练的节目。丰富多彩的生活，使我们淡化了想家的念头。记得有一个荷兰战俘是个文盲，别人都给家写信他不会写，时常抹眼泪。一位会荷兰语的志愿军军官当了他半年的老师，使他不仅会写信，而且还能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