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与对台湾当局的关系判断有关。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的势力虽被逐出印度支那半岛，但被其占据西沙岛礁又落入南越之手。到1973年为止，南越军队侵占西沙岛礁达6个之多。这为其继续侵占中国南沙、西沙岛礁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此时台湾当局在表面上虽未改变对南海归属的立场，却同美国、韩国一起援助南越政权，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在西贡派驻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并派出空运人员协助南越军队作战。台湾当局出于根深蒂固的仇共心理，同南越一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根本没有采取过同大陆方面合作保卫国家领土的行动。这使南越判断在西沙海战中，台湾当局很可能持不介入立场。西沙海战后，台湾当局继续支援南越当局，驻太平岛的国民党军还接到命令，如果中共海军舰艇靠岸便开火，而南越舰艇靠近则“劝他们离开”。耐人寻味的是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连续报道了“中共与越军西沙群岛发生海陆战斗”的战况，报道一改过去攻击“共匪”的基调。由此可见，台湾当局事件前后的矛盾立场，恰恰为南越所利用。
最后，与对中国战略误判有关。当时中国内外交困，国内处于“文革”中，政局混乱。东部沿海岛屿持续受到台湾当局侵扰，从1962年下半年起，台湾当局按照所谓“政治登陆”的方针，掀起了小股武装特务袭扰的高潮，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1963年至1965年3年内，仅东海舰队辖区，小股敌特就出现78股次。对此美国不仅给予资助，而且指示美军驻台湾军事顾问团专门成立“游击小组”，积极参与小股武装特务袭扰活动的策划、指导和训练。中国有限海上力量受到台海局势牵制，而南海舰队主要护卫舰严重失修，只有扫雷舰、猎潜艇等轻型舰艇可以出动。恰在此时，1969年3月苏联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挑起边界冲突，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界，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威胁，中国主要兵力受到北向牵制。南越认为中苏都是其敌人，但“似乎认为在同支持临时政府的国家中，中国比苏联更具挑衅性”。阮文绍觉得此时中国已经自顾不暇，在西沙、南沙有机可乘，于1973年9月悍然宣布将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太平岛等10多个岛屿划入其版图，挑起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