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主义方面。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19)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而蒋介石有时也会一字不差地大讲孙中山“民权主义”，但在他“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则需剿共”的暴行下，公然黑白颠倒，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与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相互唱和，胡汉民也提出“抗日与剿匪并重”等等，其反共内战主张则完全一致。《申报》实在看不下去蒋的阳奉阴违，曾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评论文章，指出：“政府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政治经济两重压迫之下的人民，是何怪良民从‘匪’日众，‘匪’势日益大，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20) 这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使蒋介石非常恼怒，怀恨在心，决意暗杀著名报人史良才。甚至在“以党治国”的名义下，国民党大佬、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因与蒋政见不和也遭武力扣押。对民运的压迫、言论的限制、法律的践踏，对孙氏民权主义的标举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民生主义方面。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21)孙氏的民生主义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暂不赘述。在三大主义中，孙氏最为看重民生，他对时局有一个直接判断，“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22)在他看来，民生主义恰似一突破口，可先易后难。但在蒋介石看来，民生主义不过为“一般平民有所的民权主义”而已。1924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农民部，孙中山亲自审定公布了《农民协会章程》。1924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广州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讲授了《耕者有其田》，他说：“我们要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苦的结果要这种劳苦的结果”，(23)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为内战时期，在这段时间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所制定和颁布的“地政法规及各省市地政单行章则不下240余种”。(24)在这些数目可观的土地法规中，但在许多地方却阉割了孙中山平均地权政策的革命精神，背叛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维护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
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蓄意篡改和掩耳盗铃式的背叛，加上过度宣传与实际的严重背离，包括国民党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三民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毛泽东1939年在一次演讲中，不点名地公开批判蒋介石：“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25)毛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广大民众对蒋歪曲推行三民主义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