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向年轻一代输入他的意识形态，1938 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作为全国青年组织。6月16日，蒋发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向青年提出要求若干，其中要求之一就是“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总理手创三民主义，原为吾革命建国之最高原则，在今日抗战期间，尤为举国一致之信仰。”(11)蒋此时所宣扬的三民主义，早已是他改造后的三民主义。
1943年，蒋介石故伎重演，以他的名义抛出颇具理论色彩的《中国之命运》。该书的基调是强调宣扬中华民族的所谓“固有的德性”、“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被破坏。蒋甚至惊呼：近百年来中国人“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12)……等等。总之，在蒋介石看来，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国民党元老张治中表示：“《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也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乃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13)可见国民党上层对《中国之命运》中的某些提法并非一致赞同。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蒋介石个人地位的巩固，蒋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越来越有恃无恐。他在1939年5月7日在中央训练团演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时公开宣称：“这民族、民权、民生三者构成了整个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全部信奉，但三者之中各有对象，各有其特别的置重点。”(14)
三民主义作为维护或批判现实，调控社会和人的活动的意识形态，理应是国民党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奋斗目标。但是，经蒋介石逐步改造后的三民主义在具体表述上既缺乏深奥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化约为简、满足大众心理的口号纲领，蒋氏解释的三民主义始终不能绕开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15)
蒋介石解释下的三民主义成了无所不包的“万能”理论良方，从传统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无一例外地都能在三民主义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这种“灵丹妙药”的理论体系无疑是建立在沙盘上的，是对孙氏三民主义一种歪曲与利用。蒋介石曾公开表示，他理解的三民主义包括六个部分：一、三民主义之原理—民生哲学;二、三民主义本身;三、革命的原动力;四、革命的方略;五、革命程序;六、最后的目的。事实上，蒋介石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只是竭力发挥了孙中山思想中的“利己”因素，与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三民主义原则相差甚远。(16)
民族主义方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的口号，目的在于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与共产党合作，从孙中山民族主义出发，高调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但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国政府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收回一些权利外，(17)其它方面毫无作为，甚至还丧失了不少主权。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宣战，美英在未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便在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租借旅顺及东北铁路等问题上，对苏联作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许诺。8月14日，中苏基本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达成了《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中方不得不同意：如战后外蒙古公民投票希望独立，中国政府当予承认;长春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苏方人员担任铁路局局长;大连港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于苏方30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18)战后，中美于1946年11月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所处的地位，有人把它称为新不平等条约。美国此后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大举渗透，明白地向人们展现了这一条约的结果。因此，蒋介石不仅没有秉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而战后在一定意义上仍使中国人民处于不平等地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