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宿，最严格的条件是隐蔽和安全，这丝毫不能大意，除此外，哪儿都能躺。在徐州，我们睡在地瓜窖内，霉气熏人，憋得大口喘气，醒来头昏沉沉得大半天;在葫芦村，睡在野外高粱秸堆里，几乎冻成了冰棍;在褚兰，睡在驴棚里，与驴为伴，腥臊臭气刺鼻。还有树林里，破庙里……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在曹八集，与我军士兵住在一起。士兵们连续作战多日，个个眼睛布满血丝，睫毛上沾满眼屎。有的负伤挂彩，有的满身泥土，但人人脸上充满坚毅。有个胶东籍的战士，清瘦细长，我问他成家没成家，他说：“定亲了，可没敢娶。”我好奇地问怎么回事，他若有所思地说：“参军前媳妇要过门，我没同意。你想，自己死活打完仗才知道，咱可不能坑人家呀!”那声音，悲怆里透着怜爱，那神情，善良里渗着惋惜。我安慰他说：“老天会保佑你的。”他话锋一转说：“谢谢你们了，你们及时把弹药送到我们手里，保证了我们的胜利。”看看他们入枪林，顶弹雨，把生命置之度外，我们更坚定了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一枚银元
在家出发时，父亲递给我一枚银元，深情地说：“你这一去，不知何时回来。这是你奶奶传下来的，带上它，到最急需的时候用。”接着银元，看着父亲苍老而担忧的脸，我的心也沉甸甸的。我是家里的独子，虽说是支前，但也要出入战场，吉凶难测。这枚银元，寄托着父辈的希冀，那就是保平安，求胜利。我宽慰父亲说：“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完成任务平安回来。”我小心地包好银元，揣在怀里上了路。
一路上，困难重重，危险四起。饥渴、寒冷、疾病、伤亡随时可能发生，但是我没动过使用银元的念头。11月底，我们到达褚兰。刚停脚，我弯腰放车，怀中的银元竟然掉了出来，正巧砸在脚上。这时我低头细看，鞋已经磨得前露脚趾，后露脚跟，无法再穿。我想，支前推车走路靠的是一双脚，必须好好保护，才能走得稳，行得快。仗不知还要打多久，路也不知还要走多远，没有鞋是不行的。也许银元有灵，催我买鞋。于是我用这枚银元买了一双“万里”牌胶鞋。穿着这双鞋，翻山越岭，淌河过沟，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又平安地回到了家。
舍生忘死
11月14日，我军向被包围在碾庄地区的黄伯韬兵团展开猛攻，前线急需弹药和粮食，伤员也急需运下来。我们支前车队当夜推着弹药飞速过运河铁路大桥，向着我军前沿阵地急奔。照明弹不时在空中闪亮，被消灭的敌兵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路边。到达驻地后，马上向前方运送弹药，送到后立刻返回装车再送上去。 此时，黄伯韬兵团困兽犹斗，作垂死挣扎，炮弹雨点般倾泄下来，敌机疯狂地投弹轰炸，战场上硝烟弥漫，炮声隆隆，战斗异常惨烈。我们推着车，冒着不时炸响的炮弹，躲避着，飞跑着，惊恐胆怯一扫而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让车轮向着炮火飞转，决不让我军战士缺一粒子弹。至11月22日，敌12万人被我军歼灭，黄伯韬也被击毙，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我们也经受了战火的洗礼。
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后，我们到达安徽的褚兰镇。11月29日下午，不知何故，我的肚子剧痛起来，豆大汗珠往下滴。部队的卫生员给我针灸，在肚子上下了七八根针。刚下完针，接到紧急通知，说徐州方向的敌人突围可能经此地，要我们迅速转移。我只好躺在小车上，用瓢扣着针，由同伴推着走。第二天疼痛总算减轻了。几天后，我们到达口子镇，住在镇外的一个小村里，当晚，我军包围杜聿明集团的部队在口子镇吃了一顿晚饭，结果第二天一早，敌重型轰炸机轮番轰炸口子镇，一直持续到傍晚，口子镇硝烟四起，火光冲天，被夷为平地，连石牌坊也被炸得只剩一截残座。其实，我军并未在口子镇宿营休整，我们自己也庆幸未投宿口子镇，躲过了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