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局两次决议形成时，毛泽东均未参加。后来他说：6月回到中央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开。他知道这是采取缺席裁判的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对中央局“站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立场上”的这些决议，他虽不以为然，但也心领神会：这原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到前方，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从7月25日到7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对行动方针和前方作战的组织问题，通过电台和信件相互磋商。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于是，周恩来在7月29日给后方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从组织上理顺关系对顺利指挥作战的重要性。他建议成立“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他深感毛“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方便之至”，因为主持大计，则与中央局代表或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形成“宝塔式的指挥权”。如按后方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所以他主张由毛担任总政委，“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这就有必要召开苏区中央局的会议。
8月初，任弼时赶到兴国出席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决定：按周恩来的建议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以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8月8日，部队整编结束，中革军委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前方的胜利进军，对后方工作提出了急切的要求：一是立即建立县委，配备干部，打扫战场，搜集战利品;二是亟须补充部队，增加担架;三是组织慰问等。因此，任弼时接连督促各苏区，立即采取措施。9月，他先后在《实话》和《党的建设》上发表文章，即《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为扩大与巩固工农红军而斗争》《以布尔什维克的冲锋精神完成中央局扩大红军的决议》，号召“每一个党员团员要学苏联共产党员在国内战争时期那种英勇到前方去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要认识党员是阶级的先锋，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剧烈最高的形式。怕到前方去，怕牺牲，便不配称为阶级的先锋，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每一个到红军中去的党员团员，领导两个非党团员加入红军”。
红军如何应敌，在哪里摆开战场?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领导人，又出现意见分歧。于是，双方电文你来我往，各陈利弊，从8月底开始的一个月里，争论比较集中的有两次：第一次是8月底到9月初，第二次是9月下旬。由于后方中央局成员没有理解前方作战的合理意见，却又急于挽救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摆脱困境。前方周、毛、朱、王考虑“再四”，坚持原方案。最后提出“无论中局同意哪一种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以确定行动方针，要后方中央局同志30日赶到。后方的同志也坚持原方案。双方各执己见。9月26日，前方再次提出，“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要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到前方开会，“日期在十月十日以前为妥”。正在这个时候，苏区中央局收到临时中央发来要“中央局转”周、毛、朱、王的急电。项英、邓发也已回到瑞金。30日下午，任弼时等一行5人从瑞金出发向北赶路。同行的刘伯承是周恩来在24日来信要求他到前方协助工作的。这时中秋节已过，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就是宁都会议前夕，中央局内部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