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有另一面，没有歌曲、也没有笑话去讥讽。战斗不仅愈发激烈，也更为险恶。我们和北越军都已经习惯残暴冷血。第一营的一位无线电员被敌军巡逻队抓到了，捆起手脚用棍棒击打，最后一枪打死。他被抓三天之后，我们在翠峦河河面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手脚依然被绳子捆绑着，后脑门上有子弹穿过的洞。另一团的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捕，后来在一个坑里发现了尸首，他们也被绑着，头颅被凶手的子弹打爆。一位名叫亚当?辛普森(Adam Simpson)的黑人军官——匡蒂科的校友，带领的一支28人巡逻队遭遇了埋伏，敌方北越军共有200人，这支巡逻队几乎全军覆没。如果北越军不至于连伤者也赶尽杀绝，恐怕还能多几个生还者。北越军从埋伏中跳出来，冲向倒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只要看到有生还迹象，立即开枪打死，我那位校友没能逃过一劫。最后死里逃生的两位队员是躲在已经牺牲的队友尸体下面装死，由此才虎口脱险。
我们以牙还牙，有时是出于功利意图。大家众所周知，被俘虏的北越军能活着走到战犯营的少之又少，上报的消息一般是“试图逃跑故开枪射死”。有些连队都懒得去逮捕战俘，只要看到北越军就取其性命，有些越南人只不过是嫌疑人也难逃厄运。后者一般都算作已死敌军，因为有不成文规矩——“如果对方死了，又是越南人，那就算作北越军”。
在战争中，一切事物都快速变质腐烂：尸体、皮靴、帆布、金属和道德。或烈日骄阳，或风吹雨打，我们在陌生的沼泽地和雨林之中战斗，人性渐渐不见踪影，就像步枪枪管里的防护粉消耗殆尽。我们的战斗是最为残酷的一种冲突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杀戮。这不是欧洲那些规规矩矩的作战，而是在无规矩无法治的蛮夷荒野之地，为了自我生存而互相残杀。这场战斗，是战士为了保住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性命。出于这份个人情感，他们不在乎杀了谁、杀多少、怎么杀。有些人批判其残暴之举藐视文明战争应有之金科玉律，他们对此嗤之以鼻，这些战场伦理准则企图为原本就没有人性的战争盖上人性的遮羞布。依照那些“交战条例”，如果朝正在奔跑的越南人开枪，符合道德规范;但如果朝站立或行走的越南人开枪，就有违道德伦理。如果近距离射杀敌军战俘，不合规矩;如果狙击手远距离射杀除了被捕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敌军士兵，则合情合理。步兵用白磷手榴弹炸毁村庄，于法不容;可如果战斗机飞行员朝村子扔汽油弹，则无甚不妥。伦理成了距离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你用先进武器远距离杀人，绝对不会违背伦理。而且华莱士?格林尼将军颁布的令人血脉贲张的命令：干掉北越军。在那个爱国主义高涨的肯尼迪时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可以为祖国母亲做些什么?”祖国母亲回答：“干掉北越军。”这就是策略，这就是我国部队高层精英能构建出的最佳策略：有组织屠杀。不管有无组织，屠杀就是屠杀，因此，谁还去说什么规矩伦理，而且这场战争原本就没有规矩伦理。
十一月中旬，我主动提出要求，于是转到第一营的一个连队。我对战争的幻想早就烟消云散了，虽然没有不切实际的梦，不过还是主动要求加入连队。原因不一而足，最首要的是枯燥乏味。除了记录伤亡人数，我实在无所事事。我觉得一无是处，其他人在冒着生命危险战斗，我却待在后方毫发无损，心中着实羞愧难当。我不否认，前线仍旧对我很有吸引力。不论战争是对是错，战斗总有一种磁力。战火之下，似乎能活得更有滋有味，脑袋更灵敏锐光，思维更清晰敏捷。也许还有一种反作用的力量，心驰神往中夹杂着排斥厌恶，希望期盼之中又有些失魂落魄。你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情绪崩溃的边缘，那种晕头转向不是喝杯酒或嗑粒药就能匹敌的。
另一动机是怕自己会精神失常。那天在食堂，我精神恍惚看到莫拉和哈里森被死神上身，这已经成了青天白日、时时刻刻揪住我不放的噩梦。我眼前出现的任何人，眼帘之中都会浮现出他们的死尸模样，包括我自己。我还看到自己的尸体，甚至有时我不仅看到自己的死尸，旁边还有围观者。我看到，没有我的地球继续旋转。每晚入睡前，自己即将一命呜呼的不祥预感便向我袭来。有些时候我也会暗自发笑，要是自己都能看见自己死后的尊容，估计也不会把自己当人看了，而且如果还能看到他人死去的样子，也就不会把别人当回事。上帝或大自然开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玩笑，我们一个个全是受害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尸体会面带笑容。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们听懂了笑话。有些时候，我也哑然失笑，可绝大多数时候压根儿不好笑，我敢断定，再多数几个月尸体，我恐怕就要去精神病院了。在文职队伍里，有太多闲暇时间对尸体念念不忘，在连队里估计就没这闲心了。这是在战争中保住心理健康的秘方——不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