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在宁都会议上，显示了“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10月初，任弼时等赶到宁都前线出席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订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这是接到临时中央急电之后，前后方同志都感到“急要”的内容。如果说，在这以前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同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斗争的程度，那么宁都会议上，却展开了一场“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
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毛泽东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所谓错误：反对连续的进攻;主张打“土围子”巩固苏区，反对不顾主观力量的向外发展;反对打赣南重镇赣州和主张向赣东北发展;“不同意”赤化南丰河地区、诱敌深入的《训令》;甚至连漳州战役的胜利，也被指责为“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一点是对“进攻路线”的“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
根据周恩来向临时中央的报告记述：会议“集中主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但是“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但是，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向临时中央的报告中则写道：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虽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错误，以及我们对(敌)大举进攻认识不足的错误，但他自己并没有站在坚定立场集中火力反对前一种错误。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在“左”倾军事路线占压倒多数的气氛下，后方的同志提出召回毛泽东。周恩来鉴于“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积极主张毛留在前方，“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展开而更彻底转变”。于是，他向会议提出两个方案：即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制度，“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