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等后方同志认为“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且后方的动员和领导亦需要他回中央政府工作”;同时，周恩来也曾经在致中央局的信中反映：过去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但“前方组织既不是集中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短”，“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尤令人无所适从”等。因此，这时会上就有召毛泽东回后方的提议。当周恩来提出留毛泽东在前方，或“助理”周恩来或在周恩来监督下负指挥“全责”的两个方案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第一种方案。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也坚决不赞成周恩来的第二方案。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假回后方养病。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10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电示中央局：要采取进攻路线，具体方向由中央局讨论，“并能与泽东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在王明路线统治下，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交汇下，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铸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但是，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对于自己宁都会议上的历史性错误，任弼时后来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1943年11月，他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致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发言中，他又检讨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真诚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错误，也必然会在历史的检验之后，服从真理。任弼时就是这样真诚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