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瓜子把李君旭背到医院的。然而就是坐在抢救室门口等待消息的那一刻，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腿肿成了透明的棒槌—随后他被诊断患了肝肾综合征。十多年前那段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在他身体里埋下的隐患，由于用力过度，瞬间全部爆发出来。
六年后，41岁的瓜子身体基本康复。而蛐蛐儿，直到今天还坐在轮椅上，被一个中年男护工照料着起居。这一病二十年里，李君旭的父母都相继去世，妻子也离开他远赴异国。1976年因他而入狱、差点失去生命的这一帮朋友时时关照着他的生活。
无论如何，那份伪造的“总理遗言”背后，曾经寄托着这一代青年人的热忱和理想，而当事人们也竟然能够如此宽容和坦荡，“历史的责任不应该由某一个人来承担。”袁敏说。
对话袁敏：历史的谜墙有时不必穿透
很多人知道袁敏，是因为她是文学期刊《江南》的主编;更多人知道袁敏，是因为她曾是京城赫赫有名的金牌出版人，一手发掘了韩寒，编过《三重门》、《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海岩小说等一系列畅销作品;当年她突然选择告别京城、回到故乡杭州，去做一本寂寞的纯文学杂志，成为了出版圈里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一次她重回人们的视野，却是以“作者”的身份。她用了三年的时间，采访、回溯、写作，记录下了1976年曾经震惊全国、如今却几乎被人们淡忘的“总理遗言”案始末。从2006年开始，她在《收获》杂志开辟了“重返1976”专栏，追述这段历史，2009年年底所有文章得以结集成书。
时代周报：在《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开始，你就写到了你哥哥瓜子刚出狱时说过的一句话：“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现在“总理遗言”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你觉得现在来谈和当时谈究竟有什么不同?
袁敏：历史总是要经过时间的冲刷和沉淀以后，有些事情才会明朗，才会有相对的公论。没有时间的沉淀和冲刷让真相浮出水面的话，真的是没法说的。
时代周报：但80年代初李君旭已经接受了一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采访来谈这件事，当时那位作家的文章曾使得李君旭的名字红遍全国。对比他在80年代谈的一些东西，和你现在采访所有当事人之后得到的东西，这之间的差别在哪儿?
袁敏：他当时接受采访，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反“四人帮”的英雄。而我觉得，简单地把其说成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的荒谬。我在今天，三十多年以后再来说这件事情，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真相的本身，而不是给这样的一桩公案下什么定论。
时代周报：在重返1976年、追溯三十多年前那段历史的过程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困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袁敏：最大的困惑或者说困难就是对这个毕竟是弥天大谎的事件的定位。这个事情必然要涉及蛐蛐儿，而他现在又是一个因为这个案件在身体里埋下病根，身心俱损，处境非常惨淡的人。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应该能体会到我的两难。我们所有的当事人都不想伤害他，但也不想让他永远沉浸在反“四人帮”英雄这样的虚幻的光环回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