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言”催人泪下
不能说办案人员的推论全无道理。因为李君旭写的“总理遗言”中，很多内容的确受到了瓜子及其他朋友的启发。那是1976年2月上旬飘雪的一天，蛐蛐儿、瓜子、阿斗、大耳朵等一群好朋友在一起聚会，在农村插队的大耳朵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的狗肉，这些密切关注时局、担忧国家命运的热血青年，围炉而坐烹狗肉议时政，他们谈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说文件宣布的高层人事变动里怎么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又不知怎么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大家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纷纷设想、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会说些什么。这原本是朋友间随意的谈话，没想到蛐蛐儿却默默记在了心里。回家后他经过消化、过滤、融合，又翻箱倒柜找出胡志明遗言，参考斯大林、列宁遗言等资料，精心“创作”出了那篇足以乱真的假遗言。
1976年春节过后，当大家再次聚会时，他不动声色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他说这是他从别处抄来的“总理遗言”，请大家一起看看究竟是真是假。
现在回头来看，一切似乎不可思议：所有人在看过“遗言”之后的反应，都是兴奋地埋头就抄，然后再传播给周围的亲人、朋友。虽然也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在袁敏看来，那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老百姓心头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已压抑了太久，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而这份“总理遗言”恰好迎合了人们内心无处寄托的渴望。尤其是“遗言”中那句真诚向国人道歉的话，令许多人热泪盈眶，唏嘘不已：“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大家都从心底里希望“遗言”是真的。
青春仍然延续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重获自由，但很多人的命运已无法复归原位。最令人感慨的是蛐蛐儿和瓜子。他们此后的人生时时构成一种对照，一个张扬，一个低调，却几乎同时生起了大病，各自到鬼门关走了一遭。
1977年年底两人同时出狱，此后蛐蛐儿一度走了一段直线升迁的光明道路。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由于公安部最后的复查材料肯定了李君旭“积极反对‘四人帮’”，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青年领袖，很快在当时的杭州城里名声大震。随后他先后被提升为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东方青年》总编辑，才华引人注目。他和省市的领导都有很好的关系，有一段时间甚至传言他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后备人选。
但是这时候已经有人看出了他身体与精神的异常。他时不时会在众人面前突然摔倒;半夜还曾起来梦游，从天窗爬进自己的办公室，留下大脚印，然后第二天自己又去报案说屋里进了小偷。
原来，在被关押北京的18个月里，李君旭因为严重失眠、精神崩溃开始服用安眠酮，逐渐形成了对药物的依赖，那种依赖几乎等同于毒瘾。1980年代末的一天，他再次重重摔倒，头部淤血，手术失败，从此身体再也没有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