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还利用发放“良民证”的手段，从南京、武汉猎取数千名中国妇女作为“性欲处理对象”，再将其中一些人运往北方地区充当性奴隶，此后便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命运。
“慰安所”是日军的影子，“涉及中国(今日)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和台湾等地”。
东北地区，从大连到“满”苏边境，遍及海城、辽阳、长春、延边、四平、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海拉尔、阿尔山、虎头、富锦、东宁、温春、东亭、龙镇、石头、兰岗、密山、鸡西。日军见习士官渡边健一自供，说他1945年到中苏边境阿尔山、伊尔时吃了一惊，没想到“在这样荒僻的地方”也“设有慰安所，有朝鲜人和满洲人”。
东条英机开道，裕仁加贴皇封
据日本战犯们共识，设置“慰安所”，据说正式的直接的背景理由有二。其一，官兵奸淫成风，受到世界谴责;其二，军内性病蔓延加剧，有损军队战斗力，影响子孙后代。故而需要权宜办法疏导纾解，以作为防止日本侵略军性高压的疏解渠道。这实际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替代军人的个人犯罪。
日军内部广为人晓，社会却鲜为人知的是，“慰安”恶行有官方理论、政策为之大行其道: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完成组阁。这位兼任陆军省大臣、内务省大臣的日本首相，在参谋本部呈递的征集妓女前往战区的报告上写道:将归顺国(占领国)自愿妇女也考虑进去。同日，他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又把这一恶行合法化、道德化。他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或缺的、具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江浩《昭示:中国慰安妇》，据《远东战事》)
日本军需大臣手令:慰安妇属军需品，但不得编号，不得建档;从长远运输费用和开销考虑建议，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招。
日军后方司令部则把“慰安妇”叫做“大和KEX特攻队”。认为“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完成圣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金一勉:《天皇的军队和朝鲜人慰安妇》)
日军情报部官员大雄一男在给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说:日军在战场上受挫于中国军队的低落情绪，可以在“慰安妇”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让日军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精神，能在中国尽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尝到一次女色可以绝欲九月，但不能连续绝欲五年”，这一句日本俗话也被引用作为设置“军人慰安”这样“常设机构”的荒谬理由。随之而来，种种兽欲邪说，犹如洪灾一般在日军官兵中泛滥开来:
“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如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无疑就等于瓦解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日本少尉军医《麻生(彻男)意见书》，1938)
“军方需要实行怀柔政策，用女人刺激士气，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使其更加卖命，以培养一支像样的杀人部队。”
“性，能缓解战斗压力，当成让部队忍受残酷纪律的方法。没有性，人很容易受伤。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通过接触女人来体验。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
“爱兵恤士就要提供性服务。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信心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