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也是蒋最重要的一层考量，是担心留用日军战俘对中共更有利。在蒋看来，日军和中共并非不共戴天之仇敌，反而可能变成联合反蒋的伙伴。1945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分析“共匪行径”时就有如下言论：“……对外宣扬其所谓敌后政权地域之广大，人民之多，而其实勾通敌寇，为敌寇保护后方基地，与敌寇相约各不侵犯，使敌寇可以专意进攻我国军，而彼则反宣传我军无意抗敌，与敌谅解以诬之。今日之势，共匪与敌寇已相依为命，敌寇冥顽，且愿为其效前驱，而以共同消灭我国军与政府。”
1945年4月，日本大本营为尽快从中国脱身，开始积极与新四军秘密接触（可参看汪朝光《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7月9日，蒋得到相关情报后，把它解读为“共匪与倭寇已经连成一片，协以谋我”。其在关于1946年的总结中更是明确提到，“日俘军民共有三百万之众，且有教育、有组织，几乎遍布于全国，如不能迅速遣回与处置，则社会治安之问题固甚严重，而为共党宣传与勾结，投入匪区被匪利用，以祸乱国家危害政府之殷忧贻患将不可胜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