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斗起粟裕来。
原南京军区政委、参加过此次会议的华野老战士傅奎清于2006年4月回忆说:“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原三野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在1980年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后面发言的几个同志看到我被批评,说得都很重。
尽管如此,三野将领陶勇、王必成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过去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们甚至对一些无中生有的诬陷,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看法。会上,他们对逼迫粟裕承认“搞阴谋”愤愤不平,并且明确表示:对“粟裕同志‘阴谋’不‘阴谋’没有体会”,“主席团提的(粟裕)‘阴’的问题,还未接触到”。但大会主持人没有理会这些正确公道的声音。
会议根据粟裕莫须有的“罪状”,强加给他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对此,粟裕一边被迫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然而,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担任和主动不就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大会主持人很不冷静地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在北京与粟裕共事不长的军委领导,甚至由粟裕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粟裕忍受着屈辱和痛苦,在大小会上作了8次检讨,却始终不能通过。
军委扩大会议上浓烈的火药味,使每一个挨批判的人都不得不违心地进行检讨。7月5日开始批判的“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萧克,在7月8日被逐出了大会主席团。7月10日,另一个“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刘伯承,也被迫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全体大会上公开检讨。
粟裕知道,继续坚持解释下去,自己的问题必然被归人敌我矛盾,后果更为严重。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会检讨前,在夫人楚青的帮助整理下,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了下来。
粟裕的夫人楚青后来回忆说: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判,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7天。他把一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
这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点头,表示赞同。因此,粟裕第二次作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讲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毛泽东显然是在保护粟裕,说的话很有艺术性,肯定战争年代粟裕的同时,对他建国后的工作也没有全部否定。
7月14日,毛泽东对粟裕的评价也传到了会上。当粟裕违心宣读了楚青整理的内容,承认了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后,领会了毛泽东意图的陈毅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陈毅在大会上讲话时又说道:“昨天他(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对于这份违心的检讨,粟裕却感到十分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