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青回忆说:
粟裕检查过关以后,心中感到非常压抑。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
然而检讨之后,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7月22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拜会苏军总长一事由“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毛泽东由此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
不久后,他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由黄克诚任总参谋长”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为以后粟裕的平反留下了巨大的障碍。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职务,调离总参时,主持过居仁堂小型会议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代表中央找他谈话,明确指出: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在那里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从此,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
因为军事学术研究不能离开部队实际,以后粟裕每次外出想顺便去部队看看,都要先写报告。一次,在冰雪北疆进行一项重要课题调研,粟裕不敢住在部队,而住在牡丹江地委招待所。凡涉及重大问题,不是地委书记胡立教在场,就由牡丹江市委书记李友林陪同。其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粟裕过去的赫赫战功则逐步被加以贬低、淡化、转移,乃至磨灭。若干军史出版物将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及其重大行动,笼统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有些出版物根本不提及。
1958年8月后,当苏中某县人民政府写信提及“七战七捷”与粟裕时,原华东军区主要负责人竟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当有辞书撰写“七战七捷”条目送审时,也被他改成了“苏中战役”。从此,粟裕指挥的“七战七捷”,在历史上被人为抹去了。
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这次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期间,一位中央负责人对粟裕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许多到会的老部下对粟裕说:“哎呀,粟老总,总算到了该你说话的时候了!”叶剑英也对粟裕说:“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该说说清楚了,如你觉得不便,就由我来说。”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特地转过脸来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有的领导人对粟裕仍然不信任。粟裕许多对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独到的思想、观点和建议,不被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重视,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从此几乎被闲置26年。种种不公正对待,使粟裕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粟裕在军委扩大会上之所以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打击,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毛泽东警惕“中国的朱可夫”出现以及粟裕党性原则强,不事迎合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20世纪60年代初,粟裕与解放军另一大将陈赓同在上海疗养。当时两位将军在日光室聊天,陈赓说:“中国历来有两大忌:一忌功劳太大,能力太强;二忌不迎合,不吹拍。你老兄这两忌都犯了,怎么会不倒霉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
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人)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1979年8月22日,粟裕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烟台期间,叶剑英对他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
粟裕返京后于10月9日写了申诉报告。他在澄清了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后说:“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作为历史文件存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