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法军兵力不足，野心甚大;其侵略意图和实际力量存在着矛盾。
从中国方面看：尽管清廷的对法宣战是迫不得已的，然而，这对激励军心民心，掀起反抗侵略的怒潮，毕竟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据载：全国各地群众怒不可遏地到处驱逐外国侵略者的“坐控”--传教士。反洋教的斗争浪潮遍及东北的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及西南、两广的广大地区。1884年10月，香港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法爱国斗争。据载：“香港华民密约毁法船;”“扬言将焚港中法行。”“法商船到，民艇不起货”;“法船上岸买牛羊，民艇不载;”法船舰损坏，华工拒绝修理。“法船来港采办伙食，华商不交易。”香港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米厂工人，以及挑夫、艇夫等“各行佣作”，“以民心忿义，岂愿受役敌国为词：“大家“发誓不为法人做一点事”;法国佬“以重价招工”;华工竞“无一人往者”。特别是处在抗法前线的滇桂各族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更是“人人激愤，民情汹汹”。当时，“边疆一带的老百姓很贫苦”;而“一听说打老番，大家都愿去”;出现了“大齐一心要征番”，“同仇敌忾杀番鬼”的壮烈情景。
清廷对法宣战，对主战派将领和清军的士气，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振奋作用，在宣战前，清朝政府对待法国侵略者的态度摇摆不定，忽而主战，忽而主和;这就使得前线将领顾虑重重，害伯败既罹罪，胜亦招祸，清廷颁布了措词严历的宣战上谕之后，“力筹攻取”，“一意进剿”的舆论占了上风。前线将领受到的种种束缚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咸思奋力一战，以申同仇敌忾之忱。”爱国军民“莫不同心戮力，共效驰驱”。
面对法国蓄意扩大战争，海、陆两路大举进犯，既把战火烧向中国本土，欲据地为质，又威逼中越边境，欲叩关而入的军事侵略行动，清朝政府确定采取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其具体措施是：电令各省督抚加强战备，奋力守口保台;“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法兵如登岸，总须乘其喘息未定，立予歼除。”并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荃、闽浙总督何璟等人，“当严扼海口，勿任再行入犯”之外，还要抽调援兵“迅速赴台”，“并设法运米，源源接济。”与此同时，清朝政府电令各路统兵大臣迅速“驰赴粤西关外，毋稍迟延，”命令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立即督率“所有赴越各军，均当尽力攻取;”“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这就是主战派官员，先后担负过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和张之洞所极力主张的“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法国)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的具体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