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嘉靖皇帝朱厚熜给严嵩派了个任务，到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去监造显陵扩建工程。这个工程是在嘉靖皇帝已故生父兴献王园寝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正德皇帝死后无子，从族系上讲，朱厚熜为他的堂弟，血缘关系最近，因此得以入继帝位。嘉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不顾百官反对，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帝，并且下令将兴献王园寝按帝陵规制进行改建。由此在他心目中，显陵扩建工程是个关系到孝道的重大工程，非稳重老成之人去主持不可。严嵩这一年48岁，从年龄上说老成是老成了，稳重则未必。因为以往他的所作所为，给世人留下的是一个愤青形象。现在人到中年，他会不会从愤青沿袭为愤中呢?的确，严嵩此时的仕途正面临一个拐点，或者借此机会一跃而上，或者老毛病发作，继续愤世嫉俗，将事情搞砸，从而在仕途上遭遇重挫。那么严侍郎接下来又是怎样做的呢?
严嵩到钟祥后，遵照嘉靖皇帝“如天寿山七陵之制”的要求对显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扩建工程前后共征用民夫两万余人，总花费达白银60万两。作为一个礼部侍郎而不是工部或者户部侍郎，严嵩能做到这个程度可谓尽心尽责，功德圆满了。但谁都想不到，严嵩功成还朝后竟然节外生枝，他上了一道与显陵扩建工程完全无关的河南灾区灾情严重的奏疏，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
这一年是嘉靖七年，帝国都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平定吐鲁番武装力量进犯肃州的图谋;平定瑶民起事;重订《大明会典》;颁示《明伦大典》;通惠河得以修浚。帝国不说欣逢盛世，也谈得上有所作为了。特别是这一年，嘉靖皇帝经过大礼议事件后终于为自己的生父生母加上皇考、圣母尊号，并且诏告天下。正所谓是吉祥如意之年，是不能给皇考、圣母抹黑的。而严嵩督建的显陵扩建工程其实正是吉祥如意之重要组成部分。由他而不是别人在工程完工后上河南灾情严重以至于发生“人相残食”惨状的奏疏，事实上除了用脑子进水来解释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说通。
但是很幸运，嘉靖七年的严嵩最终却有惊无险，不仅没有受到皇帝的严处，反而得到嘉奖。这又是为何呢?原来严嵩上的不是一道疏，而是两道。他在报忧之后紧接着又上了一道报喜之疏。严嵩在奏疏中说，他这次督建显陵，途中所见除了灾情外更多的是祥瑞，特别是立碑所用之石非同凡响-“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严嵩因此欣欣然建议皇帝要撰文立石以记此祥瑞之事。严嵩的这两道奏疏一忧一喜，先忧后喜，再没有了以往作为书生时代的严嵩所具有的有话直说、直抒胸臆的品质，而是暗含机心-先呈河南灾情严重疏报忧以体现他的忧国之心，后呈祥瑞疏以体现他的忠君之情。一忧一喜实际上表达的是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两个字：柔媚。柔媚是仕途中人的基本功，却非书生本性。嘉靖七年的严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变脸，从愤青转变为媚中。很显然，嘉靖皇帝是很乐见严嵩的这样一种改变的。对于严嵩的报忧疏，皇帝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他发布指示称：“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至于报喜疏，嘉靖皇帝更是表扬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总之，严嵩是报忧报喜两相宜，深谙为官之道了。
嘉靖七年“两疏”事件之后，严嵩的仕途呈向上的趋势。在嘉靖十五年，严嵩接任礼部尚书一职，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正部级干部了。但是两年之后的嘉靖十七年，严嵩突然面临一个重大考验。这一年，嘉靖皇帝想让他的生父称宗入太庙，命令礼部开会讨论此事。严嵩作为礼部尚书，必须直面这个敏感的问题。严嵩如照办，自己“颇着清誉”的形象将立刻崩溃;如不照办，礼部尚书还能不能当下去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