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在家乡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是一个书生“穷则独善其身”的状态，留给世人的，是一张“颇着清誉”的面孔。严嵩此时的心态，或许还是陶渊明式的，是归园田居的状态。他在自己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着《钤山堂集》，称自己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这“学种南山田”之语，暗示了二三十岁时的严嵩在精神层面上，还是志存雅趣的，不以仕途浮沉为意。
严嵩在钤山的另外一个收获是他33岁时喜得贵子-严世蕃，这个后来为他带来无尽烦恼的儿子对当时的严嵩来说，却是上苍赐给他的珍贵礼物。他为此欣然作诗道：“三十年过方有子，却论情事集悲欣……”严嵩归隐期间共作诗700余首，同时应袁州知府之请，总纂《正德袁州府志》。严嵩如此这般的生活，的确是一个书生或者说淡泊名利的书生才具备的。
从正德三年归隐，到正德十一年复出，帝国政坛依旧风起云涌。刘瑾一手遮天至正德五年，被另一太监扳倒，随后帝国大治刘瑾奸党，“一时朝署为清”。原以为吏治会从此向好，却未料武夫江彬入京，祸乱又起。正德皇帝施行京营边军对调操练，江彬得他宠信，在宫内操练营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而正德经常做总司令状不时加以检阅，又每每微服夜行至教坊司观乐，不理朝政已成常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36岁的严嵩结束了归园田居式优哉游哉的生活状态，选择复出了。
复出后的严嵩，还是做翰林院编修，依旧无多大实权，依旧是个愤世嫉俗、不合时宜的小官员，与他交游的人物也都是一时名士。一个毫无背景的翰林院编修，能与如此多的名家大儒相互唱和，说明严嵩作为一个书生官员，其文字功底应当是很不错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严嵩的青词之所以写得好，跟他文章写得好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这一点，也是实打实的功夫啊。
作为公知，严嵩复出后书生本性不改。批评朝政、舞文弄墨，在正德皇帝喜好游玩作乐、不理政事的背景下，严嵩的那些慷慨陈词除了为他博得更多的清誉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或者说坏处。
随后，嘉靖皇帝统治帝国，严嵩的仕途有了一个小小的转机。他先是到南京做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年)，45岁的严嵩升国子监祭酒，从南京回到北京。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校长，主要任务为掌大学之法与教学考试。严嵩虽然在职务上有所提升，却依然是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嘉靖皇帝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一下，而此时的严嵩仍旧书生意气，不以仕途浮沉为意。
但是没有人知道，一场静悄悄的、来自他性格深处的改变正在进行。三年之后的嘉靖七年，严嵩开始变脸，他不再是一个清纯的书生，而变身为遵循中庸之道的仕途中人了。
柔媚
嘉靖七年，严嵩由国子监祭酒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相当于从一个闲职单位的副厅级干部摇身一变为实权单位的副部级干部，从而进入了中央直管的高级干部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