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清朝定鼎中国以后，出现了为一些史家称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风光至今，不断有人津津乐道那一段往日辉煌。“大帝”们的真假事迹也被小说家和影视作者炒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但乾隆之后仅隔45年，即从1840年开始，先后两场鸦片战争，竟把按说正值壮年的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一蹶不振，从此开始了当时已近四亿之众的偌大帝国的衰亡过程，真个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整个中国，也正是以鸦片之役划线，掀开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盛世”礼赞余音未绝，“东亚病夫”的帽子就落在了这个有着骄人历史的大国头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戏剧性的大起大落?盛衰荣辱之间何以衔接得这样紧凑?而最启人疑窦发人深思的是，举世早已公认，直到18、19世纪交替之际，即乾隆末嘉庆初，中国在总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全球第一。为什么仅仅时隔几十年，就骤然弱不禁风，以至打不过远涉重洋而来的几千名外国水兵?在这场中西首战中，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为何没有起到作用?那么，又是什么起了决定作用?
于是进一步问题便是，“康雍乾盛世”究竟是怎样一个“盛世”?“盛世”外壳里头又潜伏了什么致命之癌?为我们整个民族又留下了什么殷鉴?
迄今对此所作的评析，见解很不同。看来恐怕不能只对这一“盛世”作孤立的单一维度的观察，而是要结合当时中国内部和外部条件，作多维度的观察。比如说，不仅要从中国历史作纵向的比较和观察，还要把中国放到当时世界坐标系即全球大背景下作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比较和观察;不仅要从国家的疆域、财富积累变化状况，还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状况作广泛联系地比较和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