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的亲信、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闻讯，大为惶恐。他匆忙向吴佩孚打小报告。远在保定的曹锟也接二连三发电报，说工会声势日增，气焰嚣张，又聚在郑州这个南北要冲，稍有疏忽，后果定不堪设想，要吴当机立断。
吴佩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为防不测，他按大总统黎元洪、上司曹锟所示，增兵2万，派驻京汉铁路沿线大站，又电令湖北督军萧耀南、河南督军张福来及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要他们严阵以待。同时特别指示驻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加大防范，点名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宸赴代表驻地协商。
黄殿宸得了吴佩孚口谕，摇头晃脑来到总工会筹备处，声言上方有令，不许在此开会。林育南、陈潭秋、包惠僧等人与之理论，说军事当局无权干涉工人之事，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工会筹备处选派杨德甫、凌楚藩等5人亲赴洛阳解释。
在西工巡阅使署，吴佩孚对杨德甫说：“你们工人的事，我吴佩孚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你们?”还说自己承受着各方压力，直截了当指出，“如期开会，已不可能”，最后不软不硬来了句：“你们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办法了!”
无果而终，5位代表忧心忡忡返郑。凌楚藩认为不妨改期开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摩擦;而项英等人则认为不能向当局示弱，“头可断，会不能不开”。因为共产国际也持后一种观点，项英的主张便占了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