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
邓小平接着提请来访的客人：“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外使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由“一个中国，不同制度”，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提法上更加准确和科学。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也在概念上更加规范化。
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一方面直接地对这位美国头号领导者表明了中国“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也批评了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误区。他说：“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报告在讲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时是这样说的：“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我们的各项建议和设想，都是诚心诚意的，通情达理的。对于台湾当局任何有利于海峡两岸同胞接触来往、增进了解和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行，我们都将表示赞赏。”“我们认为，只要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
从此，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经过邓小平高度概括以后，又经过全国人大会议的通过，“一国两制”的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等设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没有能够进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成为泡影。尤其到了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长期存在。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解决台湾问题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和探索，所提出的若干带原则性的意见，为后来“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作了思想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