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个国家，不同制度”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对里根说：“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也逐渐成型。这一科学构想的核心，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由邓小平在其晚年首先表述出来的。这一提法，也是逐渐完善的。
1983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时，就中国统一的问题阐述了“一个中国，不同制度”的设想，他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
5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指出：“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邓小平表达了台湾可以高度自治的意思。他说：“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区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邓小平提出并阐发了“一个国家，不同制度”的设想后，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谈话中，邓小平展示了一位卓越政治家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战略思想。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