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仅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简报在行文中对缺粮、断粮强调不多，它更多使用的“闹粮”一词，并且把缺粮、断粮与“闹粮”相提并论。因为把缺粮、断粮与“闹粮”混为一谈，结果，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干部存在着严重渎职的现象，也未必会引起高度重视。如简报中明确讲，甘肃全省21个县断粮，严重的如徽县，人们把鸡、狗、猫都吃光了，多数人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该县有2031人患了浮肿病，其中一个合作社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发病人数的15%，4户人家死绝，全县因饥饿已死亡近800人。简报称，该县并非没有粮食可用来救急。县委因为不相信下面缺粮，把2000万斤销售粮和存粮“全部扣在县上不下发，这些粮食可供应两个半月”。正是由于把徽县县委的此种严重渎职行为视为判断错误，简报不仅没有要求惩处该县县委，而且还特别表扬了甘肃省委，说甘肃提出的“‘全党动员，苦战三昼夜’，尽速解决问题”，是一种极好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