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1955年广西饿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见有可靠统计，但从广西一些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饿死人的情况要比1956年严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横县，在县志里就没有具体记述当年死人的情况，倒是特别强调了1955年的灾情，称光是该县南乡、飞龙两个乡，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死亡434人。宾阳县志也没有记述1956年的死人情况，但却特别说明1955年因给农民留口粮偏低，以致该县因缺粮死亡667人。浦北县志也没有讲到1956年的灾情，但说明：1955年“全县断粮者最多时达226959人”，“患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没有写出来。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中共中央处分广西省、地级负责干部的时间非常微妙。因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广西调查其问题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风运动刚开始发动之际。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中央监委的调查报告是5月16日，读过沈志华教授反右运动研究的人都清楚，当时毛泽东正在警觉当中，反右的决策还没做出来，社会上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热气腾腾。而书记处第二次，即5月20日讨论对广西问题的处理决定时，毛泽东恰恰决定要发动反右了。在这个微妙时刻坚持自曝家丑，一方面固然与整风反官僚主义的初衷有关，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西省地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只是，这主要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广西当地负责干部隐瞒下情、无视中央指示的行为。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