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蓑衣渡之战
嘉庆三年(1798年)《重修路碑》说：“蓑衣渡大道，系楚、粤往来通衢，山径崎岖，行路多难”。道光五年(1825年)立的《路碑》说：“蓑衣渡大路，上通州城，下达湖南，虽非关津，实为通衢”。可见，它是太平军北进的必经之路。据实地考察，当年太平军与清军的战场并不是在蓑衣渡口，而是在渡口东北约三华里之水塘湾。因为，蓑衣渡口水深如潭，江忠源于二、三天内根本不可能在那里打桩塞河，而且渡口岸边的六梅塘，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但水塘湾滩多水浅，枯水时可涉水而过，舟船难通，其左岸的狮子岭，高可三百余米，密林深箐，地势险要，正是江忠源设伏堵击之地也。方志云：“狮子岭在长乡，去城北十五里，地名奥塘”。不能不指出，简又文之采访调查并没有弄清楚战场的确切地点，也弄错了战场与州城的实际距离，应予订正。
据载：清朝统治者获报太平军攻陷全州，“掳马掳船，水陆并进，凶焰益张”;“又大张伪示，欲直扑长沙”。乃在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严令赛尚阿“飞饬各路将弁督带兵勇，或由间道绕越贼前;或跟踪紧迫，使贼无暇喘息”，并指明“全州与湖南水陆兼通，水路尤关紧要，或设法阻其行舟;或于要害地方密置兵船，暗藏枪炮，截击尾追，俾匪船不能顺流直下，方为万全”。清军“厚集兵力”的布防部署是：提督鲍起豹驻屯永州。总兵孙应照防守湘桂交界之黄沙河。和春率领之七千清军扼守距州城北十五里之太平铺，“首当贼冲”。提督余万清奉命赶赴道州堵截。刘长清等部清军则尾追不舍。江忠源率领的楚勇千余人原是追兵，尾随刘长清等部之后，由桂林至全州。他深恐太平军继续北进，攻取其家乡湖南新宁，乃急忙趋前阻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军桥头(即太平桥桥头，位于狮子岭附近的桥渡村旁)，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并钉塞河道，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他还急请和春速派兵“于河东扎营，以为合力攻剿之计”。然而，和春慑于太平军之声势，不肯“分兵扼截”;只檄调非已统属的张国樑部前往东岸防堵。张国樑尚未到达阻击地点，蓑衣渡的战斗便已经打响了。
6月5日(阴历四月十八日)，太平军的船队蔽江而下，陆路沿江行进。当船队通过蓑衣渡口，下驶到水塘湾过险滩时，发现狭窄的河道已被清军“伐木作堰”所堵塞，船只因无法前进而密集江面，遭到左岸狮子岭江忠源伏兵居高临下的猛烈轰击。太平天国领导人措手不及，只好把拥挤不堪，乱成一团的船只横亘江面，搭成沟通东西两岸的浮桥，抢占河岸阵地，仓猝还击。其陆路部队闻炮声也急行靠拢救援。据清方记载：十八日，清军“用劈山炮向河流钉塞处所彻夜轰打”。十九日黎明，太平铺方面的清军“分路攻剿”过来，“贼船二百余只已在蓑衣渡江心泊如营垒，两岸安设大炮。我兵一进，贼枪炮如雨。和春亲督兵勇四路奋攻，该逆亦死力拒敌数时之久。贼匪情形，颇为迫蹙”。尽管太平军奋勇拒敌，不让清军靠近江岸，并杀伤了不少敌人。但经过二昼夜的激战，仍无法疏通航道前进。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多面受敌，无法立足的危急情况下，太平天国领导人不得不改变沿江而下永州，直捣长沙的原定计划。于6月7日(阴历四月二十日)下令舍舟登右岸，“并将船只自行焚烧，遗弃辎重米粮器械甚多”，在右岸集合队伍，翻越半边山，过扁担坳，向湖南而进，“欲攻永州”。及至永州，“将薄城，以大水不得渡”，“知城中有备，不敢攻，遂趋道州”。6月12日，清军提督余万清“亦弃城不守”，太平军“乘虚袭道州，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