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他的自由，他的水平，他的人品，不理他。”听完赵燕玲转述后，茅于轼这样评价。但赵燕玲说：“你不理他，电话我接，我替你挨骂。”
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时，她叮嘱丈夫少说点儿话。
相对而言，茅于轼对外界攻击的免疫力要比赵燕玲强。赵燕玲说她一听到别人骂脏话，“舌头整个都发干了，嘴里边就好象一种生病的感觉”。茅于轼本人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反而说赵燕玲“心态不好”。
有时候她认为，茅于轼的观点可能太超前，一些人无法理解，才会恶言相向。
她极少关注网上对茅于轼的评价：“会被气死，还不如不看，我主要照顾好他的生活、关注他的健康就好了。”
茅于轼的追求与赵燕玲的蜕变
不久前，茅于轼读了一篇关于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与前妻孙历生的报道，该报道发表于《博客天下》杂志。于光远在孙历生打为“右派”后，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后来孙历生在文革中惨死，于光远很少公开谈论她的故事。
“我觉得于光远这里边有很大的错误，所以他不愿意谈。像我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茅于轼讲了这样一句话。
茅于轼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赵燕玲拒绝接受组织要求，与他离婚。“我认为他是冤枉的，他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的人。”赵燕玲解释。
这时，旁边的茅于轼把话接过去：“她说我是冤枉的，我说我一点也不冤枉。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右派。”讲完，茅于轼笑着露出引以为傲的表情。
茅于轼于1929年出生在南京。祖父茅乃登，曾任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副长;外祖父陈希濂，光绪时的进士;父亲茅以新，著名的铁道机械工程专家;二伯父茅以升，一代桥梁大师;大伯父茅以南，日本“海归”。
和茅于轼一样，赵燕玲也出生在江南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烜赫一时的商人，父亲在张家口经营一家蛋厂。她和家人住在苏州的深宅大院，过着阔气生活，家里请了几个保姆，雇有车夫。
1937年抗战开始，茅于轼的父亲不得不带着一家人颠沛流离，“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赵燕玲家的生意无疑也受到了影响，父亲被迫卖掉工厂回到苏州。但她们一家并没有选择跟政府一起撤离，而是选择留在沦陷区。
茅于轼说这是他们两家的最大区别：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商人就不同，只要有生意做就行。这句话某种意义上指向两人的区别，一个看重公共生活，一个更在意私人生活。
在认识赵燕玲之前，茅于轼有一段失败的初恋。对方是他的高中同学，毕业后两人一直互相写信，直到茅于轼大学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后还有交往。但由于长期分离，他们分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