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子和女儿都定居国外后，她的生活重心已完全倾斜在茅于轼身上。
他们待在家里的宁静时光并不多。一年中，他们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面，茅于轼要忙于天则经济研究所、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富平学校等地方的工作，还到各地参加活动或发表演讲。
没有外人来访时，赵燕玲和茅于轼通常一个在书房，一个在客厅，各忙各的。“有的时候想进去看看他，又想，别捣乱了。习惯了也不闷，也挺好的。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互不干扰。”赵燕玲说。
在一起相处多年，他们之间已经养成了高度的默契。茅于轼只有把要寄的信、要复印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不用说话，她就会完成这些工作。
经济学家的保姆和保镖
当年激昂的经济学家和优雅的女士如今开始相依为命。赵燕玲一个人在家里，茅于轼不放心;茅于轼一个人出门，赵燕玲不放心。
赵燕玲觉得茅于轼是个事业上的强人，生活中却是一个弱者。“让他在家里拿一样东西也拿不到，每次出去，总是丢三落四。”说起茅于轼出门丢过的东西，赵燕玲一口气举出钱包、身份证、衣服、领带，甚至牙膏、牙刷、拖鞋这样的例子。
最让赵燕玲担心的是，随着年纪的增大，茅于轼走路不那么稳了，“他是低血压，有时候脑供血不足”。她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偶然陪同茅于轼参加一个活动时，他上台之前突然说：头晕，要倒。
从那以后，赵燕玲开始寸步不离茅于轼。出门帮他收拾行李，坐车帮他开车门，扶他上下台阶，帮忙拿他脱下的外套，饭桌上为他夹菜，大声转述别人对他的问候……
她在扮演之前的那个赵燕玲的同时，还得扮演近半个茅于轼，做他的手，当他的耳朵。
“总觉得我在他旁边对自己是一种安慰，对他也是一种保护。”赵燕玲说。
她所说的保护不只是防备茅于轼突然头晕或走路跌倒，还包括防范来自极端反对者的人身伤害。
大约5年前，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茅于轼被人扔过一只鞋子;2011年4月，茅于轼在北京理工大学作报告时，几名中年男女突然打断他的演讲，冲上讲台;去年5月，有人半夜给他家打骚扰电话，进行谩骂和人身威胁。
这些时候，赵燕玲都陪在他身边。
赵燕玲并不完全赞同茅于轼的做法，但她从未停止支持他。有时她会劝茅于轼少说儿点，说过就算了，“但他还是坚持他的原则，那是他的自由，我也干涉不了”。
她经常成为指向茅于轼的攻击的最初承受者。如今，家里的电话机还留存着骚扰者的电话录音，里面充斥着粗粝的脏话。赵艳玲负责接听家里的所有电话，她一听到这样的电话内容就挂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