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应对夏天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应对夏天的水旱灾害以及次生、衍生灾害一直是中国人的难题。
首先是如何认识灾害。“天命”曾是中国人对天气及自然灾害原因的唯一解释。邓拓曾这样说道，中国人脱离氏族社会后，经济政治生活都由单一阶级支配的体系已经建立，所以人们认为人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阶级进行统治，因此也受其影响。同时，受自然力的压力，又设想存在与人间统治阶级一样的天神。所以，天气、灾害都被认为由人间统治者的行为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现灾害，皇帝首先要自责和检讨，并且采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责怪，即“弭灾”。“弭灾”包括自谴、避居等等。后参加这种活动的往往还包括皇室亲属、各级官员，后来普通百姓都会采取类似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人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应对灾害。根据邓拓归纳梳理，历史上中国人应对灾害有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种。消极救济又有临灾治标、灾后补救两种。
临灾治标又分为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等。灾后补救包括安辑、放贷、节约等等。安辑是指安顿流民，蠲缓即缓赋，放贷用于复业，节约用以度困。
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是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