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见贪必惩，遇贪必治。贪，大可危及国家政权，小能败坏社会风气。历朝历代的“明君”“圣主”都是对此深恶痛绝，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制度。
周公在《周礼》中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也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即后人概括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庄子》：“小人殉财，君子殉名。”《论语》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意思是说，哪怕受贿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惩罚。
汉代官吏贪赃犯罪，一律处死，并陈尸示众。汉朝大司农田延年因贪污受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北魏法律规定，枉法十匹，罪之死刑，仅太和八年（484），被身首异处的贪官就有四十多人。
到了唐代，科罚趋严。《唐律疏议·职制律》篇规定，受有事人财而曲法处断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在古代，杖刑也是最严酷的刑罚，有的一百板子没挨完就呜呼哀哉了。唐太宗更是苦口婆心，劝部下“终日孜孜”，“小心奉法”。千万不要“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纲”，更不能为贪污受贿“不惜性命”，到那时害了自己身家性命不说，还使“子孙每怀愧耻耶”？真是“规小得而大失者也”。
宋朝年间，赵匡胤“肃贪”更加严厉。从建隆三年（962）到开宝六年（973），十一年间就处死将军一级的贪官十多个，且暴尸街井，以儆效尤。铁面无私的包公，更是道出了“贪者，民之贼也”的千古名言。后来，红极一时，权倾朝野的“六贼之首”蔡京也没逃脱遭劾被贬的厄运，死于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