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由于周瑜的宽宏大量与忍让容人，不但化解了矛盾，还最终使程普感动得“敬服而亲重之”；尤其是程普发自肺腑的那句“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将周瑜的雍容大度、宽厚待人凸显得精辟而又感人。
“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时人谣曰”的六字民谣，形象地描绘了周瑜从小就“精意于音乐”的天赋，“虽三爵（喝过三大杯酒）之后，其（乐调）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觉察了必回头提醒乐队错了）。精通音乐而达到这种“有误必知”、“每误必察”的专家的水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周瑜文武兼通的儒雅气质与广博修养。而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音乐素养，其对个人胸襟性情的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则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
那么，为什么《三国演义》要“贬瑜”，说他“气量狭小”呢？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分析比较。
最早完整记载周瑜史实的《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本身就是三国时代的人，在蜀汉时期和蜀汉灭亡后，他曾先后担任著作郎、治书御大史等官职，对“当代历史”相当熟悉，而且亲闻笔录史实甚多，由于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实；稍后的北魏学者崔浩就曾高度赞扬《三国志》“有古良史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