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被迫流亡到莫斯科，不久又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寻求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到柏林后，他博览群书，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经济学、各国政治制度、哲学和历史等。为学习各国革命经验，他十分重视实地考察，曾到过许多国家。他在国外的生活十分艰苦，常常带着几个面包在图书馆研读。
后来邓演达又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5月，踏上归途的前夕，他对来送行的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尖锐而且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此在军政两方面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从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表明了他以身殉国的决心。
邓演达回国以后，主动找到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反蒋联合战线。由于当时“左”倾错误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对他采取了“关门主义”，不予理睬。他便独树一帜，组建新党并通过了行动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
邓演达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他创办报刊，亲自主编并撰稿， 宣传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邓演达从回国至被捕前的15个月中，发表的论文和起草的文件宣言有20多篇，近20万字。
在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邓演达还积极发展组织。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在14个省市成立了地方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