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汪伦的母亲还没有因“特务”和“泄露国家经济机密罪”而入狱。她还能替儿子出个主意：要不要申请去香港？后来，她的母亲因“特嫌兼泄露国家经济秘密”的罪名身陷囹圄。“特嫌”是因为她的家庭背景，“泄露国家经济秘密”是由于她写信给澳门的三姐说，每月每人供应四两油、一年只供应一丈二尺棉布，希望酌量寄点东西来。结果，这些来往信件都被有关部门拆开，这些家庭事务构成“泄密”罪，汪伦的母亲被关进了看守所。
直到1966年，汪伦先是失去了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拉弹唱全能的工作，后是在红卫兵抄家时，被发现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言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有这样的论断：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由“感性认识”到一定程度时，会向“理性认识”飞跃发展。汪伦在学习心得中给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中间，加了一个“悟性认识”，他以为自己已经“悟到”了毛泽东的理论精髓，不料却被红卫兵查了出来。红卫兵看见这么“反动”的言论，还白纸黑字写在日记上，很明显就是自认为比毛主席的理论水平还要高。
这样一来，汪伦就成为一个准叛徒、“黑七类”的孝子贤孙，非拿出来示众不可。他甚至被逼到承认自己有偷渡的想法，没有任何行动。斗到最后就趁着“上山下乡”的高潮，把他赶到乡下插队，当起了“知青”。
汪伦一心以为，到了农村就会有一个避世的静地。没想到他插队的小队队长曾经作为贫农代表进驻过他妈妈的学校，也就是汪伦中学母校。所以对他的家庭出身和背景知之甚详。汪伦无可避免地再次成了专政对象。这就更促使他下定决心，必须偷渡去找生路！
策划
他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张粗糙的民国时期中山县地图，便在这张地图上思考起偷渡的办法。
汪伦所在的石岐镇，是中山的县城，以那张旧地图的比例尺来算，向北距广州85公里，向南距澳门63公里。石岐已处在第二边防的位置，远路来的偷渡者都要先落脚石岐。如果那些身带指南针、救生品、干粮和水的人在石岐平安无事，他们就会像游客一样去翠亨村的中山故居“观光”，并溜到“中山烈士陵园”后边躲藏，等到天黑爬山越岭，走上一周左右的山路，来到海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