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逃的人想得都很细，万一出逃不成，还要在中山活下去，无人收容时，倒卖个鱼虾，自行车就是长途跋涉的工具。汪伦在偷渡前已找好了朋友，帮他们从几十公里外把自行车骑回中山。阿安和超雄就是这样两肋插刀的朋友。
不料，汪伦把时间算错了，他以为晚上7点的农村和县城一样会光线暗淡下来，哪知6月的傍晚7点，刚刚收割过的麦田，一望无垠地照耀着炽白的太阳。汪伦、老麦、阿安、超雄四人不得不前后分开来走。但四个陌生城里人的走动，在寂静无声的村落变得格外显眼。
一位军人走到近前，早年的公安老麦主动上前打听“陈柏勋是不是住在这个村子？”看来他的功底不错，军人答：对，他就住这个村。有惊无险地混过一关。又一位军人骑车而来，看到的却是老麦手里明晃晃的电工刀。三人对峙，夜幕将合，惊恐两散。一路上，老麦开始惦记起孩子、家里的鸽子；入过狱，再抓住会加刑，而且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所有这些都令他犹豫起来。
逃回县城，到家时午夜已过，汪伦觉得双腿像灌了铅一样，看着楼梯就是抬不起来。走在后面的阿安和超雄被闻声而来的人围住。但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说明要偷渡的东西，也就不了了之。
逃港是汪伦计划了三年的大事
1966年，汪伦第一次有了逃港的心思，是在“文革”初期。他所在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停止了宣传，对着文化馆老缪搞起了“阶级斗争”，队员们相互落井下石，每个人心中都盘算着“你死总比我死要好”。揭批了两个月，宣传队解散，汪伦没有住处。“逃港”二字，就是他在公共厕所里呆了一夜，想出的结果。
到“文革”发动这年，汪伦中学毕业已经6年了，因为有个叫汪精卫的叔祖，所以大学也没得考。汪伦就是把自己缩得再小，在中山县的目标也很大，因为这位叔祖的缘故，他们全家都活得小心翼翼。从小练习小提琴，汪伦的理想是到专业乐团当一名小提琴手，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点名要他，结果，负责招生的郑秋枫（《我爱你，中国》的曲作者）还受到批评。他得到校长的最终答复是：你别想考上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