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性
光明日报文章称，共同性是俄罗斯精神的主要特点，是俄罗斯人性格特征中与个性自由直接矛盾的因素。共同性特征源于俄罗斯民族历史深处：源于自古以来的村社共同生活(在村社中，土地共同占有，定期重分，租税实行连环保，劳动组合和土地共耕);源于浸润在俄罗斯民族生活中的、深刻影响着他们的道德、社会和法律观念的东正教的“同一性精神”。
托尔斯泰称这种共同性为“蜂群因素”：俄罗斯人有一种贴在一起的需求，像蜜蜂一样。俄罗斯人总是对祖国满怀依恋，对故土、乡音、同胞无限眷恋，他们更容易患怀乡病。在人际关系中，俄罗斯人有无可扼止的与亲近的人交往的需要。这不仅仅是要交换信息，而且是敞开心灵的愿望，进行无所顾忌的谈话。在俄罗斯，陌生人相遇的一刻就可能感到亲切，在这里没有外人，每个人都是兄弟。
重感性
重感性轻理性是俄罗斯民族另一个显着的性格特征。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
俄罗斯人的非理性与其早期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我们知道，俄罗斯大自然是最奇妙、最充满奇迹的。另一方面，俄罗斯的自然环境是最恶劣的、变幻莫测的。气候的阴晴不定，土壤的时好时坏，常常使靠天吃饭的俄罗斯农民的期待，甚至是最微小有限的愿望落空。这样，经历不断地期望、落空和失望之后，他们开始不顾一切做出最无望、最不合常理的选择，这样有时反而能出奇制胜。俄罗斯人以本身的勇敢任性来对抗大自然的任性，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由此而来。对于捉摸不定、毫无规律可循的气候，俄罗斯人只能乐天知命。俄罗斯有首着名的歌：“大自然没有坏天气，风霜雨雪都是上帝的赐予。”
西方哲学认定理性是认识的源泉，经验所提供的认识是偶然的。俄罗斯人的思维恰恰相反，是“通过感觉来体验认识”。认为人能够达到认识，是由于他自身的存在，而生命、生命体验是自我与存在之间的现实联系。这就是俄罗斯思维所指向的深刻的生命经验原则。许多俄罗斯人更倾向于认为，人的真正自由在于摆脱外在必然性。人在自己的行为中应当听从心灵、良心的召唤，而不是服从于外在法则。
生活中与这种重感性轻理性相关的则是俄罗斯人崇尚浪漫：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行走，最明显的感受是，到处是花店，很少有饭店。每逢节日，特别是三八妇女节，简直是倾城鲜花。如果那天你恰巧出门，绝对能享受到视觉的盛宴，地铁通道里满眼见的是怀抱鲜花的男士，无论尊卑、长幼，都急匆匆地往前赶，给自己的妻子、女儿、母亲、心爱的女人送花。俄罗斯人酷爱空想，相信奇迹。他们的文艺作品对此多有体现，电影《红帆》告诉人们，内心的向往，甚至是幻想，只要是美好的，终有一天会实现。而每年元旦前夜必放映的大受欢迎的影片《命运的捉弄》，正切合了俄罗斯人这种相信巧合、渴望神奇的心理。在古代俄罗斯，人们就敬重那些衣衫破旧、头发蓬乱、赤脚在大街上行走的信徒，他们被看作是圣愚。他们丢开尘世的一切荣华富贵，像乞丐一样，行为举止不拘礼节，言谈话语不成体统，对通行的礼仪嗤之以鼻。古代俄罗斯人把这种行为看成是谦逊到自我蔑视的地步，离尘世越远，离上帝越近，天国属于他们。
纯粹性
俄罗斯人凡事好走极端，非此即彼，没有过渡，追求纯粹性。平稳的适度的从从容容的生活与俄罗斯人无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早期俄罗斯民族所处的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俄罗斯夏天美好而短暂，俄罗斯先民深知，必须珍惜明朗的夏日时光。大自然只给了很少的一点宜于农作的时间，使他们不得不抢快工作，在短时间内完成许多活，而后是秋冬大片的闲暇时光。俄罗斯人由此养成短时间内超乎寻常集中力量的习惯，习惯于拼命地干，然后是无休止地闲。中庸一词在俄语中是贬义，东正教不像天主教，没有过渡阶段——炼狱，要么天堂，要么地狱。与拒绝平庸相连的还有俄罗斯民族的富于创造性，他们经常用一个词：自然力，俄罗斯原始的大自然，赋予其人民不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