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虽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也变得举足轻重，但在国内也面临重重问题与挑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特别是在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吴敬琏先生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显然，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而且难以摆脱民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某些枭雄式的人物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大众，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吴敬琏呼吁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全面推进中国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实行宪政。
“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吴敬琏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