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观方面来看，企业和企业普通员工对延迟退休的积极性都不高。对于在企业低层次岗位工作的群体来说，他们的在职收入较低，养老金和在职工资差距不大，作为理性人，都不愿意延迟退休，多缴纳几年养老保险费。对于在企业高层次岗位工作的群体来说，退休后往往可以被用人单位返聘，可以获得养老金和返聘报酬双重收入，他们显然更愿意按时退休。而且，企业返聘退休员工的人工成本，由于不必为其支付养老保险费，反而更低。
另一个反对延迟退休的群体来自需要就业的年轻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虽然延迟退休人员的工作岗位和性质，与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的工作岗位和性质，并不一一对应，但从就业岗位总量上看，延迟退休还是减少了闲置岗位的供给，而且减缓了年轻人的晋升步伐。国家人社部的研究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就业岗位中，三分之一来自退休人员的更替。延迟退休年龄，不仅是年轻人不愿接受的，主管全国就业工作的人社部也将承担巨大的压力。
如此说来，延迟退休的决策似乎是一厢情愿，然而，《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人社部官员面对媒体时的多次表态，却为何多次表明准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坚定立场?其实，静心推敲，不难理解这背后的政策焦虑。
延迟退休是“情非得已”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并且继续延长的趋势还将长期存在。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而2000年我国这一数字仅为71.4岁。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基本沿用了上世纪50年代的规定。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大幅提高，退休年龄却仍然根据60多年前的人均预期寿命标准确定，这也确实有违人口和社会发展规律。因为，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群体不断扩大，单个退休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将增加。而延迟退休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一状况。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和劳动者总数的比重越来越大，等待领取养老金的群体规模不断膨胀，较低的退休年龄使得个体退休者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险总额相对较大，这使得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支付面临的压力骤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先富后老”是应对老龄化形势的理想状态。而目前，我国面临的是“未富先老”的窘境，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均财富还远不足以支撑建立雄厚的社会养老保险。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由于种种原因，在其成立之初就存在很多“空账”。社会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先天不足，这就是我国在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时的真实处境。而延迟退休则可以在减轻养老保险支付压力的同时，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赢得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