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拟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7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其中拟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追究诈骗罪。
按照常理，法律的适用与修改，一般而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法律的制定，如果没有很好的前瞻性，而现实状况又变化极快，便会给法律适用带来困惑。人大常委会终于将骗保行为入刑，便是明证。毕竟，现在与以前，对骗保者如何惩罚这一问题，已经困扰了地方许久;由于在国家层面并无统一口径，以至于各种处罚方法各显其能，让其退保者有之、罚款者有之、追究刑责者亦有之。
虽然在地方上，对骗保者的惩罚力度，从宽至严，有着明显的阶梯性，对骗保者以“诈骗罪”究责也不乏案例。但是，毕竟国家并无统一口径，那么地方便有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况且，在地方实践中，由于骗保者往往涉及政府“内鬼”，便有了“从轻发落”的极大空间。也因此，诸如骗取社保的恶劣事儿，即便经过曝光，追究刑责的案例也相当少。
那么，从上述情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骗保行为一律入刑的做法，便是缩小了地方处罚骗保者的自由裁量空间，而套上了必须适用刑法的硬框框;虽然人大常委会此举在时间上有些迟到，但总归释放出了极大的修法善意。
不过，解决了“骗保者如何被追究刑责”此立法滞后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已。因为归根结底，社会保险金是一种社会福利，其本意是扶助弱者，匡正社会公平。那么，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而言，牵扯的方面有很多，岂止包括社会保险，例如还有用于保障低收入人群住房的经济适用房。
从现实来看，骗取低保、医保等社会福利的现象很严重，经济适用房等社会福利中的黑幕与问题同样不容小觑。而伪造证明材料或用其他手段骗取经济适用房，所面临的处罚与骗保者甚至相当类似：即大多数被取消资格了事，而鲜见被追究刑责者。所以，从此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此举，便显得颇有些尴尬。
也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其单独地拟规定将“骗取社保”纳入刑责，还不如针对“骗取社会公共福利”这个大的行为进行立法兜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在香港，香港前高等法院大法官李栢俭及其妻冯闰禅，骗取了近10万港元的综合援助并申请了一套公房，被香港高等法院以诈骗香港公共福利的罪名判处11个月徒刑。
目前，骗取社保者要被追究刑责，不过是人大常委会的“拟规定”而已，从上述分析来看，刑责不应该到此止步，人大常委会还应该仔细调研其他方面的立法滞后，来个一并解决，岂不是好事一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