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改革的难点是人员分流、待遇等人事安排，而只有在完成分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员的分类管理。”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机构分类是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和前提，而由于人事制度改革涉及薪酬、社保、财政投入等多方面的机制创新，因而在分类改革整体布局中处于核心地位”，宋世明说。“《条例》的颁布，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提供了人事制度上的法制保障，同时也对事业单位优化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促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环节”。高小平认为。
在受访专家看来，《条例》的精髓在于实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换”。即通过从固定用人到聘任用人的转变、从身份管理到合同管理的转变，进而开启了事业单位用人机制上的转换。
“《条例》健全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中的两大基本制度，即岗位管理制度和人事聘用制度。”宋世明说，岗位管理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制度，有刚性约束。《条例》规定了岗位的类别、等级和设置程序，这为事业单位推行科学的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避免了人为因素的过多干预。
人事聘用制度是另一项基础性人事管理制度。自2002年开始试行聘用制以来，我国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签订率逐步提高，目前已超过90%。但聘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终止，各地做法不统一;有的地方虽然聘用的形式有了，但用人机制转换不到位。
受访专家表示，《条例》在健全人事聘用制度方面着墨颇多。比如，“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事业单位提前30日书面通知，可以解除聘用合同”等等，都为严格人事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维护事业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
而“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3年”，“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提出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的，事业单位应当与其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等规定，则在保护聘用人员合法权益方面“下足了功夫”。
“《条例》的出台解决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与国家其他公共管理人员管理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高小平说，我国早就实行了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制度，而事业单位人员的“进口”却一直没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导致有的单位在进人问题上出现随意性，一方面难以保证人员素质，另一方面也易出现“萝卜招聘”等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