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长江学者李永丹参加过“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他呼吁让院士“走下神坛”。他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院士数量很少，项目评审也少，90年代中期，科技经费多了，论证会也多了起来，往往要请几位院士出来，把他们“抬得高高的”，院士在资源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
“到了新世纪，各个单位就都明白了，原来院士多，有这么多好处，于是各单位在推举院士上，也都热心了起来。科技界的少数擅钻营的人，也看明白了门道，院士增选成了‘小华山论剑’。”
李永丹参加过一个学术活动，组织者在排主席台上的座次时，要请院士坐主席台，问哪一位外宾是院士。恰有一位是一个小国家的工程院院士，就被安排坐在了主席台上，而另一位外宾，是国际上一个大的学术领域的主席，却没有被请上台。开幕式上还强调，台上坐的，都是学术地位崇高的院士和政治地位崇高的领导。
他注意到，那位没坐主席台的国际联合会主席，到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少。
这几年，一些跟李永丹同龄的学者当了院士。有一次，他与一位老朋友、新院士开了几句玩笑。过后，另一朋友提醒他——永丹，你以后见了院士要尊重点。
公关可能起到反作用
“有些院士年老了、糊涂了还去管事，这个显然不好，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袁亚湘对记者说。
袁亚湘也希望破除对院士的盲目崇拜。“你要淡化‘院士’，比如你采访我，你可以介绍我科技工作者的身份，但是不要动不动就说是‘院士’。”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别说是我们普通的院士，连白春礼这样的科学院院长，都经常被报成‘白春礼院士’。‘院士’最好不要出现在媒体。”袁亚湘说，国外媒体报道会说某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不会写院士等头衔。在国外开学术会议，谁也不会强调你是不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而是会介绍你是哪所大学教授，不会加个“院士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