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追责追偿程序启动难，徐利平建议，赔偿程序履行后，可以通过法庭厘清责任轻重，判定如何追偿追责。王琳认为，法庭确实是个解决途径，可以由异地或上级法院审理，“这个设想很有建设性，合不合理可以辩论。实操上如有障碍，解决方式有很多。”
姜明安则强调监督机制：“监察部门和各级人大都有责任监督。”他建议在法规上强化、细化追偿追责和监督程序，具体到给追偿设置时限。
《国家赔偿法》修改期间，行政法学权威应松年教授曾建议“所有国家赔偿案件都要公开”，无论案情、赔偿金额多少都要公布，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蚀剂，也许这是最好的办法。”但这条建议最终没有写入正式法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