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上如此宽厚待己，岳钟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对清廷忠心不二，根本无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皇上。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由于事情重大，岳钟琪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密旨，开始秘密审问张熙。张熙倒还有点骨气，打死我也不说。岳钟琪使了个诡计，假称前面是试探他，还和他歃血为盟，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就上当了，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此时，岳钟琪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待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
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便对早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吕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讲学，很有名气。顺治时，他参加过考试，后来归隐山林。地方官几次以“山林隐逸”要他出来做官，他都辞谢。吕留良招徒讲学，号召人们要坚持汉民族立场，不要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中，从未承认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康熙时期，有人推荐吕留良做“博学宏词”的考选，他也不参加。最后，他终于削发当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尽管吕留良隐居山林之中，从事着书立论，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气，以及学识渊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响了大批后人，
雍正帝将曾静与死去的吕留良严格划分：“曾静只讥及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尤较曾静为倍甚者也。”
于是，龙颜大怒的雍正帝下了严旨：“将大逆吕留良所着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
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吕毅中和沈在宽(严鸿逵学生)被诛杀，连去世多年的吕葆中(吕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戳尸的处分。还将吕、严两家直系家族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处斩，十五岁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杀，就是发配功臣家为奴，真是惨绝人寰。连刊刻吕留良之“逆书”的车鼎丰、车鼎贲，都是秋后执行斩首，孔用克、周敬舆私藏禁书，也被“斩监候”。
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对之耐心“开导”、软化，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曾静同时为自己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表示痛心忏悔，说什么“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误解了英明君主。同时，又对雍正大肆歌功颂德，什么“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赞美：“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是“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也。
后来，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不仅没有责罚，而且还玉食锦衣地将其供养起来。他命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当众认错，并为雍正辟谣，宣扬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的各种功德，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
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
四卷本《大义觉迷录》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