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后来和蒲殿俊同为保路运动领袖的邓孝可,正在担任着《蜀报》的主编。1911年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早晨,“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
“清政府要收回路权,同时拒绝偿还路款,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成了'废纸',这伤害的远不止是乡绅的利益。所以保路运动才会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陈廷湘分析。
保路权,争路款,和平反抗
“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也完了!”
--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真正将“身家性命”都搭在铁路上的时候,蒲殿俊这才发现“保路”远不是“上书”那么简单。
1911年6月,他和罗纶、邓孝可一道,率领一众破产“股民”,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几天过后,示威没有起到任何用途,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
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
翻阅百年前《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影印资料可以读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报载“成都附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俱同时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