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则归罪于西夏爽约。黄震在《古今纪要逸编》中指出此役无功受损是由于西夏“爽约不至”，“弃我先遁”。《宋史・崔与之传》亦谓“夏人不至，遂有皂郊之败”。早在四川宣抚使王炎约夏攻金之事中，宋朝就得出西夏“反复不可信”的结论。王炎曾以蜡书遗夏任德敬，“约以夹攻”。任氏旋即伏诛，西夏执宋朝送书人和蜡书献于金廷。范大成使金时金世宗出蜡书以责之。这样宋朝不仅没有取得牵制金朝的实际效果，反而给金朝留下了指责宋方的口实。但在“秦巩之役”中，西夏军队并非没有积极投入战斗，不过西夏只攻秦州而不击巩州。宋夏夹攻巩州不下，宋将程信建议两军移师攻巩州，而西夏不从。
如果我们把“秦巩之役”置于中国十三世纪初期的历史范围下去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关于此役结局的说法都有偏向，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宋、夏各怀目的，战略不统一，是“秦巩之役”无功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