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北方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为宋夏“夹攻金朝”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时蒙古崛起北陲，不断南下攻掠西夏和金朝。嘉定二年(1209)秋，发动第三次对夏战争，蒙军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迫使夏王李安全“纳女请和”，称臣蒙古。夏、金本有“交相救援”的义务，金廷以为“敌人相攻，中国之福”，拒绝发兵。西夏对金朝背盟弃友怀不释之怨，频频攻掠金属陕西沿边州县，造成“平凉巩会之间，无岁不扰”。嘉定四年(1211)，蒙古向金朝全面开战，突破金朝苦心经营的北疆防线，并在野狐岭、会河堡战役中击溃金军四十万，“僵尸百余里，金兵之精锐者咸尽”，西京一路全部陷没。嘉定六年(1213)，蒙军袭破居庸关，并乘胜攻拔涿(今河北涿县)、易(今河北易县)，进逼中都(今北京市)。再分兵三路，“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虚”。同时，金廷发生政变，大将胡沙虎废杀皇帝卫绍王，迎立宣宗。继而大将术虎高琪杀掉胡沙虎。次年(1214)正月，金宣宗在蒙古重兵围困中都的局势下，接受全部屈辱条件，结成“城下之盟”。五月，金朝迁避南京(今河南开封)。金朝在十年的对蒙战争中元气大伤，东北割据，河北沦陷，山东残破，避迁河南。同时还得抵御西夏，抗击蒙古，镇压“红袄”，防备南宋。蒙古和西夏皆主动约请南宋夹击金朝!。这确是百年难遇的收复机会。安丙对此认识颇深。《宋史・安丙传》载：“谍知金人迁汴，关辅豪杰款塞愿降者众。丙以此正冉闵告晋之时，乃与宰臣书，谓当兴问罪之师。”
